转眼我和母亲离家已有七八日，对于早已习惯在深圳朝九晚五生活的我，还不太适应上海的生活节奏。在这边生活就像被按了暂停键，没有深圳快节奏和紧张感，也没有工作上的压力，每天的生活围绕着医院，在这里看到的景象也与之前不同，少了日常的生活琐事，反而多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

剃了光头，我还挺介意的，好在有病友们的陪伴，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的，我也不再想光头的事了。很快到了和管床杨医生约定的时间，他说先带我去见见麻醉师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麻醉师在手术中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他要保证病人在无痛、安全的前提下和手术医师共同完成手术，是患者“生命保护神 ”。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和蔼的女医生，大概五十多岁，烫着一头卷发。她仔细询问我是否有遗传病史，还让我张嘴看看牙齿，虽然她话不多，但说话声音很轻，温温柔柔的，消除了我不少的顾虑，她说让我放轻松，不要害怕，明天会一直陪着我。

见完麻醉师，管床医生说要带我去划线，这个对明天的手术来说很重要，确定新耳朵的位置。我们来到换药室，里面已经有一位医生在等着。他大大的眼睛，身材有些单薄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人也很实在，他就是吴建明院长的助手刘医生。刘医生让我侧躺，然后拿着棉签蘸着碘伏在我的头皮上反复擦拭着，再拿起一把尺子、一支蓝色记号笔，一边比对一边划着线。这里是血管，这里是明天开刀口的线，这是和另一侧耳部定位线，这些看似凌乱的线条，每一条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理由。我的脸上、头上被刘医生画满了线，又在大腿内侧地画出了约18cm*3cm取皮范围。

“医生，今晚我是不是要平躺着睡，这些线不会被蹭没了吧？”

“你尽管放心睡，线不会没的，好好休息。”

我又和管床医生确认了是否明天手术，我很怕像北京那次空欢喜一场。和医生谈完已经晚上七点多了，回到病房，未见到母亲，应该是到隔壁病房聊天去了。刚好明天就要手术，趁着她不在，我再把遗嘱修改一下。

我把在北京写好的遗嘱拿出来看看，可能是当时在被窝里灯光昏暗，字潦草不说，写得内容也很敷衍，没能够完全表达我想说的全部内容。我又重新修改了下，还把公司几日发工资，发多少都写得详详细细的。

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凡是遇到大事，都会做最坏的打算。我会先问自己是否能接受最差的结果，如果可以，那就义无反顾去做，绝不拖泥带水，然后等待最好的结果。这次手术也是一样，如果我真的下不了手术台，我也不后悔，与其倍受小耳朵的折磨，过这样没质量的生活，倒还不如拼一把，虽不是凤凰涅槃，但也是获得重生。

如果我真下不了手术台，母亲肯定会非常伤心，但我还有一个妹妹，妹妹会替我继续照顾好母亲；还有我的孩子，他由婆婆细心照看着，也不用太过担心。想到这里反而释然了，明天不管怎样的结果，我都会坦然地面对。写遗嘱的那一刻，我真的是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，感觉自己就是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小战士，立下生死状，明天要跟命运打一场硬仗，把自己缺失的耳朵找回来，把本该属于我的东西从老天那里要回来，我知道自己会付出代价，但我不怕，我相信百万秦关终属楚，不破楼兰誓不还。

熄了灯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的小耳朵它陪伴了整整三十二年，明天我和它就要分别了，或者说是再一次重逢，心里很期待，也有些淡淡的忧伤。我又摸了摸它，算是与它告别吧，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，虽然不是很喜欢它，但它明天就要远行了，再也见不到了。

我打开手机看看时间，不算太晚，今晚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总要记录下这特别的时刻。写文章篇幅太长，担心睡得太晚，状态不好，那就写一首小诗《寻你》，送给我的小耳朵，也送给我自己。

寻你

母体里就与你分离

你在应该成长的阶段

留下了幼儿的身躯

我从母体中被剥落

带着残缺不全的你

三十二年的岁月

我们相守

不离不弃

踏着父亲用生命铺就的路

我从北京一路到上海

寻你

医生在头上画出经纬线

那是找寻你的路上

沿途刻下的坐标和轨迹 

我沐浴斋戒 

褪去污秽的自己 

带着婴儿般的身体 

只为虔诚地迎接你 

以材料为骨 

腿皮做你的外衣 

尽管伤痕累累 

我知道踏过这片荆棘 

就能看到你的

我在睡梦中迎接久违的你

记录于手术前夜2015年5月11号